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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甘陽)
1 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
13 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與西方社會科學
27 如何發展新中國的政治學
49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
67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81 全能主義政治與中國社會
87 毛澤東思想：為繼承權的鬥爭和毛以後的時代
127 鄧小平時代：歷史性轉變及與過去的連續性
159 天安門：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
．最壞的可能與最後的希望
．國家與社會關係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形成
．文革後國家與社會關係之變化及其問題
．民間公共空間與官方媒介系統的各行其事
．黨內政治遊戲規則與權力同心圓
．黨內改革派妥協努力之失敗
．學運的激進化與中國的兩極化
．重謀國家與社會的和解：政治轉型與道德贖救之路
237 後記：從傳統權威政治系統到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系統
．引言
．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翻天覆地的政治轉型
．理性選擇論與研究中國革命和政治轉型
．社會結構所容許的範圍以內的理性選擇
．戰略上的理性選擇
．理性選擇的創新性、系統性與戰略互動性
．全能主義：學術上的名詞，政治上的含義
．全面危機，社會革命，全能主義：一個提綱性的初步解釋
．天安門事件的分析：從宏觀結構到微觀個人選擇與行動的兩條線索
．歷史的變化與延續
305 作者的話
307 作者簡介

序言

甘陽

　　鄒讜教授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一書即將與讀者見面。鄒先生命我為該書略作引言，我竟不揣淺陋而冒然應命，蓋因為我深願向海內外讀者廣為推薦此書，尤其對那些關心中國政治發展、關心建設民主的制度和規範的朋友們，此書乃不可不讀。

　　鄒先生這部著作包括後記共由十章組成。儘管各章並非寫於同一時間，所處理的具體問題也不盡相同，但它們可以說都是圍繞著鄒先生經年累月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而展開的，這就是：中國政治如何「向民主過渡」(transition to democracy)。不消說，這也正是許許多多人所共同關心的時代性大課題。但鄒先生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所關注的重心，與其說是「民主」這個詞或概念包含著多少好東西，不如說是集中在「過渡」這一具體過程的複雜性和困難性。因此，與時下許多人不同，鄒先生很少高談闊論西方自由主義是如何如何，以便來證明或批判中國政治的不民主性。相反，他所著重探討的是，在中國社會歷史的給定條件下，向民主過渡是否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是哪些「機制」(mechanisms)阻礙了過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是哪些「機制」可能發生作用？在北美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的學者中，鄒先生的分析一向被公認為以細膩見長，我以為事實上是與鄒先生不以單純的否定批判態度為然，而始終著眼於對具體機制進行分析這一立足點有很大關係。

　　作為在西方政治學界的理論氛圍之內從事研究工作的資深政治學家，鄒先生對於晚近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發展，特別是西方學者對「向民主過渡」這一重大課題上的研究進展，可以說比任何人都更瞭如指掌。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西方學術界所建立的種種理論、模式及方法，並不能簡單照搬而用來分析中國政治的發展。鄒先生數十年來的政治研究，可以說一直在摸索如何立足於中國政治的經驗之上而又充分利用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成果，以逐步建立發展能夠用來說明和分析中國政治現象、總結中國政治經驗的「中國政治學」。

　　在本書第一組文章如《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與西方社會科學》，以及《如何發展新中國的政治學》等篇中，鄒先生均反覆強調以下兩點：

　　一、「所有國家的政治學所研究的問題和結論，都受本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他特別舉美國為例，指出美國政治學的發展事實上就是不斷擺脫歐洲(特別是德國)政治學的影響，立足於美國政治的現實而逐步成型的。例如美國早期政治學不像歐洲政治學那樣突出階級問題，而以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為研究重心，即與美國本身的政治現實和文化歷史背景有關。因此鄒先生強調指出，要發展「中國政治學」，「就一定要以中國的歷史作為我們提出理論問題、作出結論的根據。」在鄒先生看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經驗在其豐富性和複雜性上是很少有其他國家可以比擬的，因此中國學者理應在這個厚實的經驗基礎上去「創造中國自己的政治學，使之在世界政治學中佔一席之地」。

　　二、但鄒先生同時強調，「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政治學，就要建立起無數的，至少是多數的、不同的政治學體系。如果某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治學體系，這個國家就沒有發展真正的政治科學的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鄒先生突出強調了深入研究西方政治學發展的重要性，因為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特點即在不同學派林立，從而可以為我們提供多元化的、而非單一的參照系。

　　鄒先生本人數十年來的研究可以說正是走在他自己所主張的這一道路上。一方面，他的所有研究始終都是從中國政治的具體經驗出發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看出，他對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所產生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敏感性，從而不斷吸取這些新方法和新成果以充實、完善他自己的分析構架和方法。例如，如果我們仔細比較一下本書第二組文章(大多寫於八○年代初和八○年代中期)與單獨構成本書第三部份的最新長文(初稿寫於一九九○年而定稿於一九九一年)，我們或許會看出，二者之間在對中國政治的分析上，一方面有著明顯的連續性。但另一方面在觀察的角度甚至方法上，都已經有某些不易察覺但卻意味深長的差異和變化。我個人認為，鄒先生研究視角和取向上的這些細微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是與晚近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風氣變化，特別是對「向民主過渡」這一課題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發展不無關係的。因此我們或有必要略為了解一下晚近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狀況，才能比較明瞭鄒先生的某些分析角度。